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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绝世珍本,再版序言

浏览次数:65 时间:2019-09-23

《小说旧闻抄》再版序言〔1〕 《小说旧闻抄》者,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《中国小说史》时,所集史料之一部。时方困瘁,无力买书,则假之中央图书馆,通俗图书馆,教育部图书室等,废寝辍食,锐意穷搜,时或得之,瞿然则喜,故凡所采掇,虽无异书,然以得之之难也,颇亦珍惜。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印成,复应小友之请,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,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,稍加次第,付之排印,特以见闻虽隘,究非转贩,学子得此,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而已。而海上妄子,遂腾簧舌,以此为有闲之证,亦即为有钱之证也〔2〕,则軃腰曼舞,喷沫狂谈者尚已。然书亦不甚行,迄今十年,未闻再版,顾亦偶有寻求而不能得者,因图复印,略酬同流,惟于此道久未关心,得见古书之机会又日尟,故除录《癸辛杂识》〔3〕,《曲律》〔4〕,《赌棋山庄集》〔5〕三书而外,亦不能有所增益矣。此十年中,研究小说者日多,新知灼见,洞烛幽隐,如《三言》之统系〔6〕,《金瓶梅》之原本〔7〕,皆使历来凝滞,一旦豁然;自《续录鬼簿》出,则罗贯中之谜,为昔所聚讼者,遂亦冰解〔8〕,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!然此皆不录。所以然者,乃缘或本为专著,载在期刊,或未见原书,惮于转写,其详,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〔9〕。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之夜,鲁迅校讫记。 ※※※ 〔1〕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联华书局再版的《小说旧闻钞》。 〔2〕海上妄子,遂腾簧舌指成仿吾等对鲁迅编印《小说旧闻钞》的评论。成仿吾在《洪水》第三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中说:“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,是他们的玩意,”“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,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,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,闲暇,第三个闲暇。”并说:“在这时候,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‘小说旧闻’”。又李初梨在《文化批判》第二号发表的《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》中,引用成仿吾的话后说:“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,有闲阶级,就是有钱阶级。” 〔3〕《癸辛杂识》笔记集,共六卷,南宋周密著。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时,在“水浒传”篇补入此书所录的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。 〔4〕《曲律》戏曲论著,四卷,明代王骥德著。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时,从此书采录关于《绣榻野史》、《闲情别传》及其作者吕天成的材料,增加“绣榻野史、闲情别传”一篇。 〔5〕《赌棋山庄集》即《赌棋山庄文集》,七卷,清代谢章铤著。《小说旧闻钞》再版时,从此书采录《花月痕》作者魏子安墓志铭,增加“花月痕”一篇。 〔6〕《三言》之统系《三言》,指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三书。前二种国内久已失传。一九二六年,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《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》和《关于明之小说三言》中,根据日本内阁文库汉书珍本及宫内省图书寮《舶载书目》,介绍了《三言》的篇目和版本等情况,阐明了它们的系统。一九三五、一九三六年间,上海生活书店将日本蓬左文库所藏明兼善堂刊本《警世通言》和内阁文库所藏明叶敬池刊本《醒世恒言》,收入《世界文库》出版。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天许斋刊本《喻世明言》排印出版。 〔7〕《金瓶梅》之原本《金瓶梅》,明代长篇小说,一百回。关于该书作者,不少人臆说为嘉靖间江苏人王世贞。一九三三年国内发现了明代万历版《金瓶梅词话》,在欣欣子序中称作者为“兰陵笑笑生”。鲁迅在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日文译本序》中指出:“《金瓶梅词话》被发现于北平,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,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,对话却全用山东方言所写,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。” 〔8〕《续录鬼簿》一卷,续元代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而作,载元明杂剧作者小传及作品目录。无作者题名,一般以为明代贾仲明著。罗贯中(约1330—约1400),名本,元末明初太原人,长篇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加工写定者。关于他的籍贯生平,历来说法不一。自发现《续录鬼簿》中所记罗氏生平事略以后,有关争论基本得以解决。 〔9〕马廉(1893—1935)字隅卿,浙江鄞县人,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,并在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。一九二六年十月、十一月北京《孔德月刊》第一、二期载有他译述的盐谷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《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》;他又作有《录鬼簿新校注》,包括《录鬼簿续编》,后来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月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十卷第一至第五期。郑振铎于一九三三年七、八月在《小说月报》第二十二卷第七、八号发表《明清二代的平话集》一文,介绍了《三言》发现的情况;又于同年七月以郭源新的笔名在《文学》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一文,认为新发现的《金瓶梅词话》“是原本的本来面目”,并考证了它的作者、时代等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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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影印本,1929年“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”印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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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廉藏本影印《雨窗欹枕集》,1934年印行

著名藏书家、版本学家、戏曲小说史家马廉,生于宁波,自幼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。他自少年时代即喜读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,将藏书重点放在了小说戏曲一类的俗文学古本上,悄然步入当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研究领域。

1926年8月,马廉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。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,他一直致力于收集、整理、研究古典小说、戏曲、弹词、鼓词、宝卷、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。他曾有三个书斋名号:“不登大雅堂”“平妖堂”“雨窗欹枕室”,均与其藏书中重要的戏曲小说版本相关,由此亦可见其藏书与治学的俗文学特色。

“不登大雅”就意味着甘于坐学术冷板凳,乐于做荒山开路人。马廉后来的俗文学成就,可以说就是把“无米之炊”做成美食珍馐,把冷门学问做成了热门知识。

“平妖堂”的名号则直接来源于马廉的一部重要藏书,因其意外收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《三遂平妖传》,喜不自胜,便自号“平妖堂主人”,并将书斋改名“平妖堂”。后来,他又偶然购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《六十家小说》中的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,喜不自禁,更室名为“雨窗欹枕室”。直到马廉逝世后,周作人的挽联“月夜看灯才一梦;雨窗欹枕更何人”,更点明了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这两部藏书对马氏的重要性。那么,马廉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藏书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有什么特别之处?

原来,两本集子还只是一部古代话本小说的残本。这部古本的另一半,藏于日本,命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当时,马廉发现的这两本集子不但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,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日本藏本缀合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本子,对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演变有着极高学术价值。

经马廉考证,他发现的《雨窗集》《欹枕集》与日本收藏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合为一书的总名应为《六十家小说》。《六十家小说》原书为六十篇,据清代《汇刻书目初编》记载,分《雨窗》《长灯》《随航》《欹枕》《解闲》《醒梦》六集,每集十篇,共六十篇。

首先在日本发现的该书残本,中日两国学者起初都没有考证其原始出处,而是按照日本学者的命名称之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之所以这样命名,乃是因为这部含有明代嘉靖年间十五篇话本小说的古籍,由日本学者发现于内阁文库时,发现书板中心刻有“清平山堂”字样,于是将其径直命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

实际上,这种命名方式是不正确的,“清平山堂”只是刻书者明代嘉靖间人洪子美的堂号,除此《六十家小说》之外,还刻有《唐诗纪事》《夷坚志》等。这种命名方式,好比“出版社+书籍种类”的方法,是相当笼统的,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。但因其书首现于日本,且日本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,“清平山堂话本”遂成为一个通用称谓,取代这部书在中国原有书名。

1928年春,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,向马廉出示了该书的照片。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,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1929年将这含有十五篇话本的明代古籍残本影印出版,仍旧题名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与此同时,经周作人等相助,马廉还翻译了长泽规矩也的论文《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》,连载于孔德学校《AC月刊》1930年第1—3期。在该文“译后记”中,马廉对清平山堂主人——洪子美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刊书籍,做了初步考证。据其所见古本的细节特征,马廉在为影印本所撰序文《清平山堂话本序目》中大胆预测:“此本原书若干,今不可考,盖洪氏当时,搜罗所及,便为梓行,别类定卷,初未之计也。度绎体例,类似丛刻,故多收话本而亦复杂文言小说。”

显然,马廉对此书的残本性质以及真实名称都有了初步结论,只是苦于国内并未有此书的任何发现,这些结论还只能停留于假设。为证实自己的假设,此后数年之中,马廉留心寻访、苦心搜求。

1933年秋,刚向修缮一新的天一阁捐献晋代古砖欲返回北平的马廉,在旧书肆偶然购得一包残书。在这包残本故纸之中,意外发现十二篇话本小说,其刻本版式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“清平山堂话本”完全一致,且篇目竟无一重复。据书根题字“雨窗集”“欹枕集”笔迹,马廉考定其为天一阁旧藏。数年夙愿,得偿一旦,这令素来谦和低调的马廉,难抑兴奋之情,他为之得意地声称,此次发现“真是小说史上一段佳话,而为我平生的一桩快事。”

经考证,这十二篇话本小说,与后世改编的多种话本小说均有关联,诸如著名的冯梦龙、凌蒙初“三言二拍”系列、《金瓶梅词话》《古今小说》《续金瓶梅》等。换句话说,马廉的此次意外之获,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者们又找到年代更久远、更接近于原本的原始文献。这一发现,无异于一次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里的“哥伦布式发现”。

1934年8月,马廉将新发现的十二篇话本小说整理影印出版,命名为《雨窗欹枕集》;并撰写了《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》。除了简介发现经过及与日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之外,结合自身藏书及所见闻者,马廉首次将十五篇“清平山堂话本”与十二篇《雨窗欹枕集》合并一体,与《警世通言》《喻世明言》《醒世恒言》《古今小说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《熊龙峰刊四种小说》进行比较研究。这份研究成果,不但是对“三言二拍”系列研究的可贵贡献,而且在至今未能发现更多新文献的情况下,始终代表着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高度。当然,在意外之获与研究突破的欣喜之中,那个时代的俗文学研究者如马廉这样幸运者并不多见,在这一领域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,还始终依赖于更多更新的古本被发现与发掘出来。大多数研究者只能被动地等待新材料的出现,进而不断地更改自己现有的学术观点与结论,这个过程周而复始,既漫长又无奈。

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与时代境遇之下,马廉总算为中国俗文学研究者们带来了一份“惊喜”,让在这一领域本已领先的日本学者多少有了一些懊丧,也让懊丧着去日本访书的中国学者们多了些许自信与坚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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