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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北京法源寺,光绪密诏之谜

浏览次数:156 时间:2019-09-18

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,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。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,夹在宫墙中的,多是四合房、三合房,晚上到来,更是黑暗处处。 乾清门比起午门、太和门来,虽然规模小了一点,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,离皇帝最近,天高皇帝近之下,看来也气势威严。尤其在天黑以后,黯淡的烛光,自门中摇曳出来,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,更显得威严而死寂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,五趾张立,看来在保护皇帝,但是,入夜以后,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。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,但是,它也内有皇帝宝座,皇帝来这里,叫做“御门听政”。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,前面放一黄案,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,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。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,有斜墙一面,就是照壁,壁上黄绿琉璃瓦,凸起在朱红的墙上,入夜以后,变成一面黑墙,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,显得格外突出。沿着照壁再向左,过了内右门,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,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——军机处。与军机处成直角的,是隆宗门。过隆宗门又成直角,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,就是军机章京值房。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,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,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,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,叫大臣值班。从此立为制度,延续了一百八十年。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,它的权力极大,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,也未尝不限制它。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,就另放在内廷,要盖印时,由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“请印”,才能完成盖印手续。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,上奏的内容,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,而军机处的重地,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,门上挂着白木牌,上书“误入军机者斩”,森严情况,六字毕呈。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,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,在旁监视。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,是一种强烈的对比,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。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,设备简陋。唯一考究的,是高挂在墙上的“喜报红硅”木匾,那木匾上的四个字,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。如今,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,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,由于西太后的专权,“御门听政”早就没有举行了,被缩小了的皇帝,现在,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,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,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。不过,所谓满,满洲皇帝一人而已;所谓汉,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,整个的中国,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。 ※※※ 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始。这一天,光绪皇帝诏定国事,宣布变法自强,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。除旧方面废八股、废书院、裁绿营、裁冗衙冗官冗兵、禁止妇女缠足等;布新方面荐人才、试策论、办学堂、设农工商机构、设矿务铁路总局、提倡实业、奖励新著与新发明、翻译新知、准办学会、准开报馆、广开言路、军队改练洋操洋枪、准备实行征兵等……在光绪皇帝带头、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,西太后那边,在颐和园看在眼里,也就伸出手来。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事第四天,就把皇帝老师翁同龢赶走、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就是先摆下阵势,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。虽然阴云满天、大军压境,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变法维新,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,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。在白天,他越过守旧大臣,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;在晚上、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,在铜狮未醒的当口,秉烛策划一切。 ※※※ 可是,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,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。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。秘密消息传来,大概就在十月里,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,废立皇上、解决新党的行动,就会展开。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脚,九月十四日,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,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;三天以后,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。两道密诏的内容是: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,不愿将法尽变,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,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,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,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,但圣意坚定,终恐无济于事,即如十九日之朱谕,皇太后己以为过重,故不得不徐留之,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,至于阽危,皆由此辈所误,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,则朕之权力,实有未足。果始如此,则朕位不能保,何况其他?今朕问汝,可有何良策,俾旧法可以渐变,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,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,令其议政。使中国转危为安、化弱为强,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尔等与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,密缮封奏,由军机大臣代递,候朕熟思审处,再行办理,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,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,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,而用通达英勇之士,不能变法。而皇太后不以为然,朕屡次几谏,太后更怒。今朕位几不保,汝康有为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等,可妥速密筹,设法相救,朕十分焦灼,不胜企望之至。特谕。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,实有不得已之苦衷,非楮墨所能罄也。汝可迅速出外,不可迟延。汝一片忠爱热肠,朕所深悉。其爱惜身体,善自调摄,将来更效驰驱,共建大业,朕有厚望焉!特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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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戊戌政变”前夕,光绪帝感“朕位几不保”,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“设法相救”,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“救驾”活动,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、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。然而,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,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。

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,光绪帝下“明定国是”诏,开始变法,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,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。七月十九日,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,二十日,任命杨锐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。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,任用新人,以推进变法。守旧派为之震惊。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,详细询问情况,并令他暂且忍耐。随后,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,“有要商”。所谓“有要商”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。

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,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。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,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,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、讨论政事。光绪帝表示同意,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。二十九日,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,却遭到严斥。因情势危急,危及到皇位,次日,光绪皇帝颁布“密诏”。

据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载,七月二十八日,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,于是赐“密诏”给杨锐及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林旭、刘光第等五人。《康南海墨迹》记载了密诏的全文:“朕惟时局艰难,非变法不能救中国,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,而用通达英勇之士,不能变法。而太后不以为然,朕屡次几谏,太后更怒。今朕位几不保。汝可与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,设法相救。朕十分焦灼,不胜企望之至。特谕。”

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,然而,政变结束不久,与康有为同为“维新党人”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: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,“非皇上之真密诏,乃康氏所伪作也。”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“密诏”的袁世凯在他的《戊戌日记》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“密诏”:“朕锐意变法,诸老臣均不甚顺手,如操之太急,又恐慈圣不悦,饬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另议良法。”显然,王照、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“密诏”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。

宣统元年八月,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“密诏”,这一手诏内容是:“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,不愿将法尽变,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,而用通达英勇之人,令其议政,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,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,但圣意坚定,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之朱谕,皇太后已以为过重,故不得不徐图之。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,至于阽危,皆由此辈所误,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,将旧法尽变,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,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,则朕位且不能保,何况其他?今朕问汝:可有何良策,俾旧法可以全变,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,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,令其议政,使中国转危为安,化弱为强,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,密缮封奏,由军机大臣代递,候朕熟思,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”

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“密诏”,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,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“密诏”的王照、袁世凯等人记述的“密诏”基本相同,和康有为所公布的“密诏”不仅不相吻合,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处。例如,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,其中不包括康有为;颁诏之时,光绪皇帝是虑及“朕位且不能保”,情况危急,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;筹商的良策以“不致有拂圣意”为前提,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“设法相救”;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,“密缮封奏”,而且要“候朕熟思,再行办理”,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。

光绪帝颁发了密诏,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“救驾”活动,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、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。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,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,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一种观点认为,杨真康伪。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,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,所以受诏者为“尔其与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”,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,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,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“将旧法渐变”,“而又不致有拂圣意”的万全之策,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,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。而在康有为公布的“密诏”中,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,被简化为“今朕位几不保”,“速密筹设法相救”,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“汝康有为”,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。由此,我们可以相信,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,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,出于“代后保皇”的政治需要,对密诏作了篡改。
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康杨皆为伪诏。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,其字句不同,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,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,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着作内。《康南海墨迹》中所记载的这道“密诏”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。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“密诏”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。可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: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。另外,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“密诏”的重要人物之一,他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,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: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,由杨带出;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“赐衣带诏”,这一时间与康有为《自编年谱》中的时间一致。由于康、梁皆强调“密诏”为杨锐带出,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。可是,据《邸抄》记载,康、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,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,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。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“密诏”的时间不符,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。

而“杨诏”不足采信的理由是,谭嗣同的《狱中题壁》原诗,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,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,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,察其气节,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。而且,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,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?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,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,漏洞百出。后来,“杨诏”交出来了,其间摄政王当政,这么一来,既提供证据,为光绪皇帝洗脱“不孝”之罪,又能为杨锐平反。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,目的更明显,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,由于他的出卖,光绪受困瀛台,最后死得不明不白,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,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,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,效忠清廷,用心良苦,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。

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,学界似成共识。他用之以“救驾”,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,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指出康伪造的,首推黄彰健先生,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:“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,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,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,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,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。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,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。”然而,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,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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